近日，在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报告中，“隐形加班”案被写入其中引发关注。
报告原文
针对网络时代“隐形加班”现象，将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依法认定为加班，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
案件回顾
李女士曾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产品运营岗位。李女士主张某科技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加班费等。关于加班情况，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某科技公司认可未进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李女士主张其存在加班情况，公司未向其支付加班费。李女士就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等证据。经查，李女士主张的加班系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者同事的沟通交流。某科技公司则表示，李女士是运营部门负责人，在下班之后，如果公司有事，其他员工给李女士打电话咨询不应属于加班。对于李女士主张的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值班的情况，某科技公司表示，微信群里有客户也有公司其他员工，客户会在群里发问，只是需要员工回复客户信息，某科技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加班的范畴。
一审法院对李女士的主张未予支持，北京三中院二审改判支持李女士加班费3万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郑吉喆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首次对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隐形加班提出相关认定标准的案件。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工具由实体化向数字化转变，随之也产生了加班“虚拟化”“隐形化”的问题。新技术、新发展对既有审判规则提出新挑战。如今利用社交媒体等虚拟工具开展工作是否应认定为加班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缺乏认定标准。
对于此类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劳动争议问题，本案能动性地突破传统加班认定模式，创造性地提出“提供工作实质性”原则和“占用时间明显性”原则作为对“隐形加班”问题的认定标准，填补了法律空白，保障了劳动者的“离线权”，为后续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深刻诠释了“能动司法”的理念，生动体现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科技发展、回应科技创新的态度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