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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的命运，基于特定年代的历史原因，总是难免要经历比后代人更多的跌宕与曲折，品尝更多的酸甜和苦辣。他们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部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倘若汇聚在一起演绎，将远比任何鸿篇巨著都更雄浑和悲壮，绝非小说家的笔触所能勾勒和描绘。

　　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同安人，1953年出生在今天的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1966年夏，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我恰逢小学毕业，时年13岁。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全国的中小学普遍停办两年，直到1968年的10月复课。此时，重新回归课堂的我已经15岁，才终于升入新店中学的初中部。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四年的中学时光留给我的记忆似乎只是一部红宝书。1973年高中毕业时，和当时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但是由于当年户口所在村镇没有相应的指标，哪怕我怀着满腔热情，只身一人到县革委会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要求，“上山下乡”的愿望依然没有能够实现。此时，适逢乡镇建筑社招工，我就在那里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泥瓦工。搅水泥、拌泥浆、砌砖墙几乎就成了我每天生活的全部，辛劳工作一天的报酬大约是人民币一块钱，一个月下来能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家中兄弟姊妹五个，我最年长，就凭着这样的一份微薄的薪酬，我从父母的手中接过了养家糊口的重担。1974年，经人推荐，我来到新店彭厝中学，成为了一名临时代课教师，承担起农机和体育两门课的教学任务，后又改教语文兼任班主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有幸再次拾起了书本。在那个想读书而没有书读的特殊年月，能够在窗明几亮的学堂里与纯粹的汉语言文字再续前缘，我分外珍惜，在担任语文教师的两年时间里，我和自己所带的学生们一起用功读书写字，夯实了自己原本并不甚牢靠的汉语言基本功，更为日后的文字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岁月如白驹过隙，匆匆流逝。当时间到了1976年，动荡的十年岁月终于划上了休止符，然而，我和我的同龄人却早已和求学求知的好韶光擦肩而过。当年的12月，我来到是年刚刚创办的同安县盐业机修厂工作，分管后勤总务，后又转任生产科管理员兼任团支部书记。在机修厂工作期间，读书依然是我业余生活中最大的个人爱好。我欣喜于在那十年光景中无缘谋面的许许多多沁人心脾的小说、诗词和散文，终于能够走进我的生活，给我曾经暗淡的业余时光重新涂上了明艳的色调。1983年，我通过坚持多年的努力自学，如愿通过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广播电视大学开办以来的第二届学员，修读经济学专业。当时电视大学的工作站设立在同安县孔庙边上的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于是我每周都奔波于县城和今天的翔安区新店镇之间。家住县城的一位好友将他家的一个小房间慷慨地借给我，让我得以寄身于此，用业余时间修读电大课程。这些日子成为我记忆中一段弥足珍贵的时光，就是在这个仅有几平米见方的小小房间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可谓点灯熬油，闻鸡起舞，用心血为自己精心编织了一个翘首年深的大学梦，这里也就成为我求学旅途之中的“项脊轩”，以至于多年以后，它还时时萦绕在我的梦境中，梦中幸福的泪水曾经打湿我的枕巾。

　　时至1984年，我遇到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节点。这一年的新春伊始，同安县公、检、法、司联合发布招考公告，招考对象是全县所有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招录名额是200人，其中法院招录名额是20人。这一招考信息对于许许多多和我一样渴望上进的年轻人而言无异于久旱逢霖。然而不幸的是，此时家中变故突袭，二弟突发重病卧床，我作为长兄寸步不离地在医院陪护，实在脱不开身，此时，我的老厂长跑了三十多里路，从新店镇赶到同安县城代我做了现场报名，报考单位为同安县人民法院。当年五月份，全县共有435位年轻人参加了语文、数学和政治三个科目的笔试。根据招考机关的要求，语文科单科笔试成绩超过60分者方具备录取资格，考试的结果公布时，只有不到20位考生通过了这一单科录取分数线，我居然以平均分72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刻苦做舟，天道酬勤，多年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坚持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巩固，此时终于得到了报偿，这让我委实倍感欣慰。这一载，我已年过而立，时年31岁了。这时的同安法院只有不到20名干警，几幢斑驳破旧的低矮瓦房坐落在县城体育场的边缘，占地面积狭小，办公条件简陋。三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同安县人民法院新店人民法庭工作，在这里，我一干就是整整十个春秋。

　　记得当时的新店法庭办公条件非常简陋，场所是向新店镇人民政府借来的一个办公室和一间打着三张床铺的集体宿舍。三位干警，三辆28寸的“永久”牌和“凤凰”牌自行车已满是铁锈，几张破旧的桌椅板凳，几枚印章加一柜子牛皮纸卷宗，这就是当年新店法庭的全部家当。那些年，每个星期除了星期天，我吃住都在新店法庭，几个年轻人几乎也都以法庭为家，日夜值守。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到法庭负责人，在这里，我挥洒了在法院职业生涯中最初的汗水；在这里，我见证了新店法庭复设以来最初发展的样貌。也正是在这里，我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的层层选拔和考察，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一生都难以忘怀，1988年1月9日的早晨，同志们特意在审判庭的东墙上悬挂了一面党旗，我面向党旗，郑重地举起右手，跟着两名入党介绍人，铿锵有力地读出了入党誓词。这誓词既是我向党的承诺，也是我向自己内心的承诺——用尽一生，努力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努力做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官，努力做一名有信仰的好人。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法庭辖区的周边乡镇以农村人口居多，民风淳朴，案件数量还不多，其中以农村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引发的民事案件为主，经济纠纷案件数量很少。我和同事经常各跨一辆“28寸”走村串社，为农家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做实地调解工作。记得有一回，某村两口子的离婚纠纷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妻子半夜情绪过激意图上吊自杀，家人虽然勉强制止，但冲突难以避免，村支书急忙打电话到法庭向我们寻求帮助。我和同事连忙起身，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便急忙跨上单车，匆匆赶往村里。当年的同安县乡村路况极差，路面没有铺设水泥，甚至没有柏油，大路小径都是泥土地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丘陵坡地随处都有，白昼都不易行车，夜里由于路边没有一盏路灯漆黑一片，更是寸步难行，一不留神就可能掉进沟里。但是情况紧急，我们摸着黑骑快车风风火火地往当事人家里赶，路上一位同事还因为车轱辘碾上了石块翻车摔破了膝盖。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我和同事们连夜与当事人座谈，调解、劝解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鸡叫，方才平息了事态。事后，我们连续多次耐心细致地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释以法律政策，晓以乡规礼俗，促使夫妻双方终又重归于好。

　　一直到90年代初期，派出法庭的工作人员才陆续配上几辆“嘉陵”牌二轮摩托车，干警们终于告别了一辆“永久”、一顶斗笠，头顶烈日、背贴汗衫，走村下乡的历史，步入了“机械化”时代。之后的二十年，我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亲历者，以一名基层法院干警的视角见证了中国法治的变革，见证了一个基层法院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崭新的审判综合大楼，整洁的诉讼服务场所，新招录的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今天，我们法院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但是和与我同龄的老法官们一样，此生最难以忘怀的，恐怕还是那个几条板凳办公、几辆“永久”下乡的蹉跎岁月。

　　陈英明（后排右一）

　　2012年，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走过了一个甲子岁月，而那年也正好是我在法院工作的第28个春秋。2013年，我走过我人生中的一个甲子，耳顺之年，我的职业生涯至此谢幕。

　　一生中最喜欢的是著名作家柳青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从建筑工地的泥瓦匠到乡村中学的代课老师，从机修厂职工到人民法院干警，几经坎坷，几经辗转，几经险阻，几经磨砺，没有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但是却能够自信满满地说，从未滥用权力谋取任何个人利益，从未昧着良心办过一起人情案件，从未徇情枉法，从未徇私舞弊，对得起司法者的道德良心，对得起法律职业的规矩操守，对得起我面向党旗时的铮铮誓言。

　　陈英明（右三）

　　2013年，我退休了。退休八年来，我在同安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担任特邀调解员，继续坚守在“党员先锋岗”，从事诉前调处民事纠纷案件的工作，每周服务15个小时以上，累计调处各类纠纷超过500起，以我的专业知识和执业经验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我，一直在努力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努力做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官，努力做一名有信仰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