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也是了不起的诗人，还在电影、音乐、书法等领域颇有造诣。田汉的一生，不断追求光明，不断奋斗创造，不断探索前进。在他身后，留下了60余部话剧歌剧、20余部戏曲、2000余首诗歌。
少年诗心最是真
1898年，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山村，父亲为他取名寿昌。他家境清寒，不到十岁，父亲就病逝了，勤劳的母亲纺纱绩麻，节衣缩食，送他去读私塾，后来又送他去长沙读新式学堂。少年田汉的性格养成，深受母亲影响，他一生都乐观开朗，勤奋刻苦，有理想，有担当，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湖南牛”精神。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田汉开始接受新思想。他写了小戏曲《新教子》，希望以此说服母亲支持他参加革命。他还想参加学生军，奔赴战场。他与另外3个男孩相约改名，以“英雄怀汉”四字，各取一字给自己命名，以表达救国之志。田寿昌年龄最小，摊上一个“汉”字，从此更名田汉。
田汉自小聪慧，博闻强识，深得舅父易梅臣的喜爱。易梅臣在日本留学时，曾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革命倾向和维新思想，把唯一的女儿易漱瑜许配给田汉，并资助他们一起赴日留学。易梅臣后来被湖南军阀杀害，这无疑更激发了田汉反抗黑暗、寻找光明的心志。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新知识，政治、军事、哲学、文化、艺术，凡是找得到的书，他都如饥似渴地读。他想研究甲午海战，探究这场让中华民族忍辱含羞的战争失败的原因；他从来不乏浪漫的激情与热烈的憧憬，也想当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当然，最令他痴迷的还是戏剧，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易卜生，其原因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所言，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敢于“死守真理，以拒庸愚”。他对当时的“新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心向往之，认为“新浪漫主义，是直接由旧浪漫主义的母胎产下来的，而他‘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中，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田汉积极参与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希冀以“少年诗心”的热忱与勇气来疗救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远大抱负，田汉在日本写成《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1919）、《诗人与劳动问题》（1920）、《新罗曼主义及其它》（1920）等多篇论文。
1922年，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回国。1924年，他们在上海办起文艺刊物《南国》半月刊，办刊宗旨很明确，即“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该刊由他们夫妻二人全权负责，“自己出钱印刷，自己校对，自己折叠，自己发行”。尽管因财力不足，《南国》落得个草草收场的结局，但田汉屡败屡战，从不气馁，他成立了南国电影剧社，接管上海艺术大学，举办“艺术鱼龙会”，探索小剧场戏剧，以在野的，苦干、穷干的戏剧精神，高举自己的艺术旗帜。
田汉创办的艺术团体南国社，“不问学历，但取天才”，聚集起一帮“只是无产而不必有阶级觉悟”的人，跌不怕，骂不怕，穷不怕，以波西米亚的艺术精神，追求浪漫唯美的艺术理想。教师队伍里有徐悲鸿、洪深、欧阳予倩、徐志摩、唐槐秋、高百岁……学员队伍里有郑君里、吴作人、赵铭彝、陈白尘、俞珊……从1928年到1929年，田汉率领南国社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无锡多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影响遍及全国。徐志摩撰文称赞：“南国的情调是诗的情调，南国的音容是诗的音容。”
从1924年1月创办《南国》半月刊到1930年9月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田汉领导的南国戏剧活动历时6年有余。在整个20年代，田汉对中国现代剧坛的影响，盖无人匹敌。人们说，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曹禺说，田汉“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
唯有葵花向日倾
1929年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文艺界开始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经蒋光慈邀请，田汉成为“左联”发起人之一。1930年2月，田汉与鲁迅、柔石、郁达夫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田汉被选为执行委员。稍后，田汉出席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发表即席演说，与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郑伯奇、洪灵菲一道当选为“左联”常务委员。
1930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宣告了他在社会思想和艺术主张乃至人生目标的“转向”。按照田汉的说法,“转向”就是“转换一个新的方向”，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战线。他要清算“过去的南国”的“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的倾向，抛弃“雾笼罩得太深”的“小资产阶级底感伤的颓废”。
1931年1月，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田汉当选为执行委员，实际上主持左翼剧联工作。1932年春，坚决要求入党的田汉，经党组织的考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监誓人是瞿秋白。入党后，田汉进入地下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负责开展党领导下的左翼戏剧运动。田汉依照党的精神，积极组建与指导专业、业余戏剧团体，大道剧社、蓝衣剧社、五月花剧社与春秋剧社的演剧活动，都凝结着田汉的心血与汗水。在其创作的短剧《一致》中，他开始“以一定的意识目的，从事艺术之创作与传播”，表现了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世界快翻转了！暴君快要倒了！大家都起来！被压迫的人们，集合起来，一致打倒我们的敌人，一致建设新的理想，新的光明，光明是从地底下来的！”他的“转向”，令他自己信心倍增，也得到了左翼文艺家的肯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戏剧、无产阶级戏剧迅速崛起，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国民党特务开始镇压左翼戏剧，杀害进步的文艺工作者。1930年9月的一天，南国社被查封，特务搜走了演出《卡门》时使用的道具刀、枪，部分演员被捕入狱。曾在《卡门》里扮演斗牛士的演员宗晖（谢炜棨），在南国社被封后遭特务诱捕，1930年10月19日，年仅16岁的他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杀害。
1935年，田汉也被捕入狱。残酷打击，血雨腥风，反而让田汉更加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慷慨颂歌民族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加剧。此后田汉创作了《梅雨》（1931）、《乱钟》（1932）、《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1932）、《扬子江暴风雨》（1934）、《风云儿女》（1934）、《回春之曲》（1935）等剧本，戏剧主题中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明显增强。
在独幕剧《梅雨》中，田汉表现了工人在工厂主的残酷压迫下，于痛苦中逐渐觉醒的过程。另一独幕剧《乱钟》表现九一八事变中，一群东北大学生紧急鸣钟、投笔从戎的英勇行动，同时鞭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回春之曲》描写一位南洋爱国青年高维汉，虽身在南洋却心系中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告别心爱的姑娘梅娘，回国参加抗战。在战斗中，他英勇负伤，誓死抗敌，一度失忆，在恋人梅娘的精心关照下，他清醒过来，发现铁蹄下的国人苟且偷生，高维汉愤怒高呼：“不能让中国军人的血白流！”抗敌救国一直是田汉的生命意志。
1934年，田汉看到上海码头上运送着日本的货物，他特别气愤，他知道里面装着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为此他写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在剧中创作了《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卖报歌》等多首歌曲，还扮演了剧中的码头工人。剧中有这样的话语：“这是中国人民的颈上还带着巨大锁链的时候；这是扬子江水面还横行着帝国主义强盗的时候”，“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其思想内涵和鲜明意象已经与《义勇军进行曲》近似。在同年，田汉为电影《桃李劫》写了主题曲《毕业歌》的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1934年年底，田汉开始创作剧本《风云儿女》。剧中，爱国诗人辛白华和他的好友梁质甫从东北沦陷区来到上海，在亭子间里遇到邻居阿凤母女，他们经历了一番人生的漂泊和感情的纠葛之后，阿凤成为歌女，梁质甫牺牲于战场。曾经要创作长诗《万里长城》的诗人辛白华，终于摆脱爱情的束缚，毅然走上战场。田汉准备以长城为背景创作主题歌。后来田汉被捕，剧本留在夏衍手上。之前与田汉有过多次合作的聂耳找到夏衍，要求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曲。夏衍见聂耳态度坚决，便将田汉的诗交给他。一首伟大的歌曲由此诞生，而这也是田汉与聂耳的最后一次合作。
1938年12月，田汉为湘剧抗敌宣传队题词：“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无敌的勇气、乐观的豪气、超绝的志气，既是田汉旺盛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宏伟气势的体现。
1948年，田汉受党组织的委托，潜回北平做文化人的挽留工作，他曾对友人说，“天就要亮了，‘我们’就要回来了。”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从此，民族奋进的旋律长久地响彻中华大地。（宋宝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