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检察官，是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干警骆成学生时代的梦想。如今，胸前的“检徽”已经陪伴了他12个年头。小案不懈怠，大案迎难上，骆成的平常心背后，是以公平为准绳的职业信念。他从业以来，无一起案件定罪偏差，无一起案件证据瑕疵，无一起案件因处理不当导致当事人缠访、缠诉。他始终认为，让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受到惩罚只是检察官的最低要求，“我希望他们真正认罪服法，彻底悔过自新。”
用工作成果证明自己
读法律专业的本科时，骆成曾到检察院实习，看着前辈们身着制服佩戴检徽，心中的羡慕油然而生。“前辈们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他们太帅了！”
毕业后，骆成被分配到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他从书记员做起，辅助前辈办案。打字、整理卷宗、定卷，在这些枯燥的工作中，骆成不断积累着经验。
“2008年，我开始自己办案。”骆成回忆，因为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刚开始以公诉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时，被告人看他的眼视总是带着轻视。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年轻没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工作成果来证明。在一起群体寻衅滋事案中，六名被告人均拒不认罪。骆成受理该案后，审查了大量的监控录像，通过查看上千张照片及视频截图，最终锁定了每一名被告人参与寻衅滋事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次数。庭审持续了整整四天，六名被告人一开始还存有侥幸心理，当骆成不急不躁、沉着冷静地把证据罗列在他们面前时，几名被告都绷不住了，最终全部当庭认罪。
不同案件要“对症下药”
检察工作除了考验检察官审查案件的能力，以法律为依据判断被告人构不构成犯罪，还有另一个考验，就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通过庭审证明被告构成犯罪，必须让他明白为什么构成犯罪。面对不同的人，沟通的方式不一样。有些涉嫌偷盗的被告人文化水平低，跟他们讲专业的词儿他们听不懂，所以与他们沟通时要尽量用口语化的词。对于一些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被告人，你的用词要比他们还专业，才能让他们不敢抱有侥幸心理，不敢有所隐瞒。”
对待“混不吝”的被告人，骆成善于抓住他们的软肋；对待女性被告人，骆成往往会从家庭、孩子等情感角度分析利弊；面对滥用职权案中级别较高的涉案官员，骆成根据对方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一起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滥用职权案中，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反复变化，同时客观证据缺失，认定因果关系困难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起诉工作的进行。“疑难杂症”还要“对症下药”。除了与侦查部门配合，进行补证工作外，骆成数次前往看守所，面对面给被告人做思想工作，打消了对方妄图脱罪的幻想。
不管是对案件的审查还是和被告人的沟通，骆成的目的不只是让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给他们应有惩处是最低要求，我们这个职业的最终目标是让他们能够认罪服法。只是把他们关进监狱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们造成的伤害很多都无法弥补。”所以，“我认罪”是骆成在法庭上最希望听到的一句话。“我们和被告人不是对抗的关系。把工作做到位，让他们面对证据时能够正视自己犯下的错误，真心悔过，才是根本目的。”谈到这个话题时，骆成的语气十分坚定。
梦虽圆但奋斗不停
2016年，骆成承办了一起普通的诈骗案，两名被告人通过办理住院、销售保健品等手段诈骗被害人吴老太太3万元。诈骗数额不大，案件事实也十分清楚，骆成原本走一下流程就可以了。但当他了解到被害人吴老太太是一名年过八旬的空巢老人，体弱多病且行动不便后，多次前往吴老太太家中，了解她的生活状况。“那3万块钱几乎是她全部的养老积蓄，也是她治病的救命钱。”骆成无法坐视不理，他和被告人的家属、律师多次进行沟通，“案子已经要宣判了，绝大部分被告人都会选择不赔钱。可是这钱是老太太全部的养老积蓄，没有这笔钱老太太今后很难生活。”他把利害关系掰开揉碎讲给对方，最终被告人家属全额退赔了老太太的经济损失。“当我亲自把钱给老太太送去时，她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神中满是感激。看着她，我觉得再累都值得的。”
现在的骆成已经圆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成了那些实习大学生眼中“帅气”的前辈。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已是一种圆满，但骆成深知作为一名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职责，既是一项光荣的使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不耽误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骆成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刑事法律，在天津市检察机关组织的业务竞赛中先后荣获“侦查监督十佳检察官”、“天津市十佳公诉人”、“天津市公诉标兵”等荣誉，理论功底和实践技巧双飘红。
谈到这些荣誉时，骆成的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指着办公桌上厚厚的卷宗说道：“熟能生巧是没错，但不能因为熟就只依靠巧。有很多疑难复杂的案件，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很多新类型的案件，比如违法基站、黑广告等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想要让被告人认罪服法，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