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山东省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条例》于2020年6月12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自2020年8月1日起施行，是全国首部以减轻基层负担、强化工作保障、完善乡镇服务管理职能为宗旨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出台《条例》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山东省委工作安排，通过法治方式解决乡镇政府权责不清、事权财权不匹配、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条例》自颁布实施以来，受到了全国各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8月17日，《人民日报》第10版“基层减负进行时”刊发题为《办事效率高了 干事底气足了》的文章，对我省以立法方式推动为基层放权赋能的有益探索进行了报道，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主流媒体进行全文转发。
今年4月，中办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的通知，提出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各地聚焦顽疾精准施治，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进一步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
李明灿（化名）是东北某县一名乡镇党委宣传委员，过去他一个人要和县里8个部门、市里20多个部门对接。在他看来，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却往往面临人力、物力、财力紧缺的窘境：乡镇只有13名在编人员、一辆公车，有时候力不从心。
今年4月，中办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明确指出，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4个多月过去，各地不少像李明灿一样的基层干部正感受着变化……
干部负担减轻了
充实基层力量，制定权责清单，确保干事实效
不久前，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综合执法队收到群众举报：有农户违规建房堵住了村内生产经营道路，将问题向分管领导汇报后，综合执法队严队长便带上执法记录仪，与镇国土所工作人员前往现场。一番耐心解释，严队长要求其暂停违规建设，并进行调查取证。
“要是在以前，可没这么顺利。”严队长说，综合执法队组建已有4年，但刚开始没有执法权，遇到违建举报，只能协助相关站所调查。如果要进行行政处罚，还要上报区里审批。“不光是程序比现在多，而且每次出任务时都没有底气，可要是处理不及时，就会被追责，压力很大。”
从去年5月开始，沾益区综合执法局将执法权下放到乡镇，盘江镇政府划拨行政编制、统一配备服装、执法记录仪，“有责无权”的问题得到缓解。“有了执法权，群众更配合，我们开展工作底气更足、也更顺利了。”严队长说。
权力下放基层，简化办事流程，以此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这样的改变也发生在浙江绍兴柯桥区柯岩街道。前不久，一名街道专职网格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起垃圾偷运偷倒事件，派出所、环保、城管等部门迅速响应，不到12小时即处理完毕。
如此高效得益于柯桥区实行的“集中办公”制，区里派驻街道的工作人员全部入驻街道办公，由街道负责管理。“一方面充实了基层力量，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原来多头管理、权责模糊的问题。”柯桥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随着各类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有序下放，因职能壁垒造成的干部干事创业放不开手脚、负担重等问题有所缓解。”
为基层放权赋能，如何确保干事实效，真正减轻干部负担，各地在不断探索。8月1日，《山东省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工作条例》）开始实施。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齐延安介绍，针对影响基层干部减负获得感的权责失衡、督导考核泛滥、资源紧缺等问题，《工作条例》对症下药、精准施策，要求根据实际制定动态变化、长效管理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解决一些困扰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难题。
“最重要的是把不必要的审批、手续、检查去掉，让基层干部腾出手来抓落实。”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杨辉建议。
基层治理更高效
根据基层实际精准施策，资源向一线倾斜，提高办事效率
在浙江柯桥区，区综合执法局109名执法干部中，已有96名下沉到基层一线。这些区级机关单位干部前移到街道乡镇执法一线，由乡镇统一管理考核，在与群众接触最密切的地方，一支“能办事、会服务”的生力军正陆续壮大。
“有了下沉干部协助，乡镇干部的压力有所缓解，办事效率更高了。”柯桥区柯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祝明华说。
在北京，自今年7月1日起，原来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431项相关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各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相继成立。“相关职权下放的同时，市、区也整合了原来由不同部门管理的各项事务，街道直接实施，大大缩减了执法流程，提高了执法效率，让我们不仅有职权，也能对上级下放的各项职权接得住、省力气。”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一名干部说。
在山东，《工作条例》出台时，一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权力依法下放有利于基层实现权责一致，但基层要想真正“接得住”，配套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也应跟上。“放权赋能应该充分尊重基层实际，要征求基层意见，多听听基层的想法。”西部某省乡镇干部李亮（化名）坦言，放权赋能，贵在精准精确。目前，要运用好下放的权力，基层仍有短板，要真正提高基层治理效率，适应新形势下的基层治理要求，上级部门不能对职权一放了之，仍要给予更多支持，“比如加强培训指导，通过建立机制帮基层干部更好履职，让基层真正强起来。”
担当作为更有劲
完善考核方法，优化治理体系，干部有更多精力提升服务水平
“以前一项为民、为企服务政策出台后，我们只能被动等待服务对象来窗口办理或者‘大海捞针’式搜寻服务对象。”浙江杭州上城区湖滨街道东坡路社区党委书记朱江伟说，自从杭州引入“城市大脑”的智能化综合应用后，可以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人、需要做的事自动推送给社工，“工作流程得以简化，还能快速推动各项政策落地。”
朱江伟告诉记者，智慧管理切实减轻了基层干部的负担。以前餐饮企业员工办理健康证时，社区对接服务总要花几天时间走访调查，如今只需一次摸排、录入，平台即可自动筛选出辖区健康证过期员工名单，企业不用多跑路，社区干部也有了更多精力提高服务群众水平。
按照中央减负要求，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要加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建设，构建基层智慧治理体系，提升基层公共服务、矛盾化解、应急管理水平。各级领导机关要打破开展工作的传统路径依赖，切实把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转到现代、科学、法治的轨道上来。
为此，云南省公安厅制定了新的“考评工作规范”，破除过去单纯以考核为抓手的传统领导方式。按照规定，各业务警种不得自行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评，不得随意增加和改变考评指标。省公安厅各警种不得随意分解考评事项、不得自行对下考核，上级能完成的决不能分解到派出所，层层加码。
为进一步优化考核方法，山东在《工作条例》中明确了“不得擅自对乡镇增设‘一票否决’事项”“县乡之间双向考核评议”等举措，减少了不必要的考核。当地一名基层干部认为，放权赋能让基层干部有了更多干事的动力，这种成效还需基层和上级部门共同维持、良性互动，让决策更科学、更精细。
